当然，致良知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每个人经常不断地对标对表儒家道德理想进行自我反省，不断地克制乃至消灭一切私心私欲，这样才能彰显本心。

文明的历史之展开，就是秩序从起源到随时损益而不断衍化的过程。[63]船山对《礼运》的改编，显然意味着历史中的秩序经验是从火的运用开始的，这并非说之前不存在秩序，而是人们对秩序没有意识。

船山深刻地指出：天道人情乃一篇之大指，盖所谓大道者，即天道之流行，而人情之治忽则同异康危之所自分，斯以为礼之所自运而运行于天下者也。最初的习俗中以最简陋的形式和程序包含了生者与作为死者的鬼神沟通的内涵。[113] 朱轼：《朱轼全集》第5册《校补礼记纂言》，第1053页。自火化熟食以来，人情所至，则天道开焉。蒋君实指出：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诚敬在，礼文简而精神通，至于成礼而致详也。

[18]但礼之急并不限于大道既隐之后的秩序承担，而且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承天之道者，本其自然之秩序，礼之体所以立也。[84]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礼记章句》，第546页。韩震认为，新时代哲学首先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

但是问题在于，真命题如何能够系统地与世界相联系，即符合是什么。借助这种独特的抽象法，马克思诠释了其哲学的哲学性，即其所固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明乎公民美德问题之重之难，也就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与探讨这一论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回返的体验基于对完美的宇宙原初秩序的笃信而直面宇宙运化的实际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程乐松认为，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是要提示中国哲学可以接续经典时代和传统思想中以经验为本的方法和立场，以期补正或拓展哲学史确立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进而获得能够直接面对经验——经典世界或当下生活——的哲学视角。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

曾建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包括领导力量的无私性、思想理论的科学性、价值追求的人民性、利益分配的公正性、政治权利的正当性、国际行为的道义性等。2023年，国内宗教学界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积极推进宗教中国化研究。吴晓明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不起作用或无从起作用的地方，才是中国哲学在其中活动和展开的那个境域。哲学思想与概念的可理解性，必定是这套概念语言以某种方式关联于经验世界。

立足于切换论实在观以及它所蕴含的视角整体性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使命。刘增光提出，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乃是以气论和仁学为核心，这一点只有在一合一分的天人之际视域中才能更好地被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伦理文明研究2023年，我国伦理学界紧密对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国家重大战略，在伦理学基础理论、中国伦理思想、应用伦理学等研究领域积极推进，在伦理学理论创新和道德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哲学不仅是时代性问题的反映，也因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把握，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有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面临的个人与集体、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等伦理困境，展示了独特的道德境界。蔡祥元提出，生育与制作现象确实可以视作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着眼点，但只有结合取象与定义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对中西哲理的差异作出更全面的把握。

让儒学接纳前者，发扬后者，就是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以新的姿态继续参与社会的塑造，同时也和其他传统一起塑造未来的世界。第三，在中西思想比较、交汇、融合基础上实现理论发展与创造

清教徒通过世俗事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来为上帝增加荣耀并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思路，与宋明理学关于在砍柴担水等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也能体现天理、体验本心、悟道成圣的主张，颇为类似，都有利于培养和促进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敬业精神。韦伯认为清教徒入世的禁欲主义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天职理念，对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这些人为了挽救信仰，对传统的基督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教义到教会组织形式、仪规等各方面都进行改革，以纯洁基督教信仰，由此形成了基督教的新教。也就有了近年来一些学者所谓的自由儒学，将宋明理学尤其陆王心学对个体的强调混同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体主义，等等。从事这种事业不是为了满足物欲享受，而纯粹只是为了追求事业本身的成就。进而，读圣贤书、学习儒家典籍，对于很多读书人而言，也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功利色彩，不是真的为了追求儒家的道德理想、实现内圣外王（内的方面是成圣成贤的自我完善，外的方面是济世安邦、造福生民），而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谋取个人光明前途而已。

为了适应这样的意识形态论述需要，儒学很快走向神秘主义化，鼓吹天人感应，谶纬盛行，数术迷信大量融入经学之中，儒学实际上变成神学。去政治化之后的新教回归宗教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应有的本质和地位，依然广泛地活跃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并成为欧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颢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汉末以来儒学已经无法为人们提供精神信仰，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从道家以及道教等本土民间宗教中寻求精神依托，而域外传来的佛教更是兴盛一时，从南北朝到隋唐，佛老两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从上层乃至帝王本人到普罗大众主流的精神信仰。

天主教垄断着欧洲人精神信仰数百年之后，也渐渐走向僵化、腐化，并逐渐沦为教士阶层自己的贵族文化而脱离社会大众，其繁琐的各种仪轨礼节无非就是为了显示教士阶层的神圣地位，但却令普罗大众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而后者强调的则是个体的权利与自由（指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而不是前述的那种自觉服从道德命令的自由），而个体的义务、责任则是建立在其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如果自由和权利得不到保障，则责任和义务也无从谈起。

而到宋代以后，由于历代理学家的努力，为儒学提供了一系列坚实的道德形上学基础，并为普通人皈依儒家道德理想、追求成圣成贤提供世俗化的路径，使得儒家学说开始在人们心中树立起神圣地位，儒家所鼓吹的纲常伦理也因理学家们的努力而被赋予了天理这样的神圣性，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逐渐地被人们普遍接受、认同。当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对人们的束缚趋于松弛并由此导致人们的社会生活自由度有了相当的增加，社会生活空间（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社会政治空间）有相当程度的扩展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人们的思想观念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个体意识的苏醒等现象，人们开始追求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俗社会生活中也会开始流行着对物欲的公开甚至狂热的追求以及放纵、享乐之类的社会风气。心学将这个传统进一步发扬，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善良的本心，所谓满街都是圣人，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潜在资质，都可以通过向自己的内心里发力，不断地反省自己，不断地修养心性，把这种善良本心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扬光大而达到成圣成贤的境界。天不仅规定着道德秩序，是道德价值的终极根源，同样也是世界秩序的终极根源，因此外部世界的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天意的体现、产物。

总之，理学认为人的心性与天相通，禀受天的性徳。只要坚持严格律己、清心寡欲的生活工作态度，样样世俗生活都能够彰显个人内心的信仰。

如此一来，宗教的神圣性逐渐服从服务于教士阶层对自身社会地位及名利的世俗需要，这种神圣性自然就会黯淡下去。心学同样主张每个人自己就可以修养成为圣贤，无需借助外力，甚至无需读书，这就为儒家道德理想、价值理念的信仰化及其普及和深入社会民众之中，提供便捷可行的路径。

只要能做到时时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价值理念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在思想意识上始终信奉儒家道德价值，始终坚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以圣贤教化来对标对表、严格自律，始终自觉地防范和拒绝一切不符合纲常名教的非分之想，保持心灵的纯洁，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严格恪守儒家的道德伦理，尽自己的义务和本分，凡事不埋怨、不责人，只从自己的角度去反省去检讨，那么就可以达到圣贤境地了。就其敢于坚持自己内心的理想信仰、抗拒外部强权的压迫而言，无论是清教徒还是从道不从君的儒家士大夫，无疑都是令人敬佩的。

所以前者貌似重视个体，但实际上讲的只是个体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不容许逃避，对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则避而不谈，——至于某些哲学流派把自觉服从道德戒律也说成是自由，这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是完全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另一方面，儒家本身历来就倾向于将世界乃至宇宙都视为人心的向外扩展、推演的体现和产物，《大学》八目之说体现的就是这种思维，先有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有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家、国、天下这些个体外部的社会秩序就是从个体的内心德性往外逐步推演出来的。这是比一般的虚伪更为恶劣的表现，将貌似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信仰变成专门用以攻击、迫害别人的一个精神武器。这种将人的道德意志与宇宙的最高主宰天直接联系起来的观念，在儒家内部可以追溯到孟子。

宋明理学那种对人们恪守儒家道德理想和价值观的严苛要求，实际就是试图在芸芸众生之中推行圣贤理想，让普罗大众在世俗生活中时时处处对标对表，践行圣贤的道德标准，这是一种与清教徒要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宗教狂热相类似的道德乌托邦实践。心学真正地把儒家的道德价值和理想作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作为一门学问、知识推广普及到普罗大众之中，并为个体皈依这种信仰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使得儒家道德理想不再是高高在上脱离芸芸众生的抽象说教，而是可以融入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之中的做人原则。

理学所谓的理或者天理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照理学家的理解，理或者天理既是道德本源又是客观规律。由此，理学获得了能够长久存续并发挥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的内在生命。

最后，整个社会将陷入万马齐喑的黑暗、恐怖、愚昧状态。宗教最后逐渐回归个人精神生活领域，变成一种纯粹个体性的精神生活，而不再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不再具有能强制支配人们的思想信仰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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